唐代国力的强大与中外文化的交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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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文学的繁荣，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。唐太宗贞观四年(630)打败突厥，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，归属唐朝，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，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。贞观八年(634)大败吐谷浑，贞观十四年(640)平定高昌，高宗显庆二年(657)打败西突厥。唐朝势力之强大，延续一百馀年，直至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而达到高峰。天可汗的实际存在，达百二十馀年之久[1]。唐朝建立不久，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，并迅速得到发展，至天宝中上升达于顶点[2]。国力的强大，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。
唐朝的立国者，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。去华夷之防，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。唐太宗说过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）太宗这种一视华夷的思想，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，直到玄宗朝，李华还说：“国朝一家天下，华夷如一。”（李华《寿州刺史厅壁记》）从国家政权到生活方式，都体现了这种华夷如一的思想。
唐代建立者一视华夷的心态，与他们的出身有关。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[3]。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，而且长期居住北边，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。北朝汉胡文化的融合，在唐代加速了进程。唐代统治集团的这种思想倾向，安史之乱以后有所改变，严华夷之防的思想，在韩愈的维护道统的主张之后，有所抬头。但是道统论的提倡，对于宋以后的正统思想的重新主导思想领域和内敛心态的形成，可能起先导作用，而对于中唐以后的整个社会生活，却并无实际的影响。中外文化的交融并未稍衰。整个唐代，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，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、风俗习惯，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。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，商族往来，宗教的传播，西域各族、各国的生活习俗、文化也广泛的影响着长安、洛阳、扬州等大都会、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，以及像广州这样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。这些地区，从饮食、衣着、乐舞到生活趣味，均杂取中西[4]。唐人婚俗，也颇受北朝鲜卑婚俗的影响。敦煌发现的写本书仪残卷，记载唐代民间婚礼的主要仪式在女家举行。这都是与中原固有习俗不同的[5]。更值得注意的一点，是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男女较为平等。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。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，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，文学趣味、文学风格的多样化，都有重要的意义。(隋唐文学通论)
（文章来源：袁行霈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四编绪论第一节)
注释
- ↑ 对于天可汗的性质，学界有不同看法。它是最高宗主权的称号，还是一个正式的政治体制，尚难论定。参看罗香林《唐代天可汗制度考》，《唐代文化史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；李树桐《唐代四裔宾服的文化因素》，《唐史研究》。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；汪筏《唐太宗与贞观之治》，求实出版杜1981年版；崔瑞德编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第四章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。
- ↑ 隋末因战争的大破坏，经济凋弊。贞观初，经济开始恢复，逐渐走向繁荣。“四年，斗米四五钱，外户不闭者数月，马牛被野，人行数千里不赍粮。民物蓍息”(《新唐书•食货志》一)。“又频致稔，米斗四五钱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，皆不赍粮，而取给于路。人山东村落，行旅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一)。“(天宝五载)是时，海内富实。斗米之价钱十三，青、齐间斗才三钱，绢一匹钱二百，道路列肆，具酒食以待行人，店有驿驴，行千里不持尺兵”(《新唐书•食货志》一)。
- ↑ 高祖之母独孤氏、太宗之母纥陵氏、皇后长孙氏，都是鲜卑族人。陈寅恪《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》对此有详细论述，见其《唐代政治史述略稿(手写本)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- ↑ 参见向达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，生活•读书•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，第l～116页。
- ↑ 李树桐《唐代妇女的婚姻》，《唐史研究》，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；吕一飞《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。
